李永顺第一次拿到那笔“赔偿款”时，还以为是预付款。他的脚趾在一次装货过程中被叉车碾断，公司让他“安心养伤”，却在第五天塞给他一个信封，说是“医疗补贴”加“慰问金”，共计三千元。“这不就是赔偿的一部分？”他当时这么问，主管没正面回应，只说：“先拿着，公司已经仁至义尽。”
事情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一家物流园区，那天清晨，他像往常一样参与搬运工作。天气冷，货物多，叉车司机操作有些急躁，一次转弯没看清，直接碾过了李永顺的右脚前端，现场血流如注。事后拍的照片里，钢制工作鞋被压出裂缝，小趾和无名趾粉碎性骨折，最终手术切除。
公司事后确实承担了初步治疗费用，但从未正式启动工伤赔偿流程，甚至没有向人社部门报案。李永顺因文化程度不高，起初也不懂工伤鉴定和赔偿的流程，只是听别人说“公司会处理”。
直到术后第二周，他因疼痛未减去医院复查时，医生一句话惊醒了他：“你这伤残情况，至少要做个劳动能力鉴定，看看今后有没有工伤残疾等级，好按规定赔偿。”
这时他才意识到，自己可能连工伤认定都没有申请过。于是他找到公司索要工伤报告和认定材料，但对方一口咬定：“你不是正式员工，只是临时帮忙的，咱们之间没有劳动合同。”
这句话成了他的第二次“受伤”。
李永顺随后求助法律援助中心，在专业律师协助下，他才了解到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职工发生事故伤害，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”而即使用人单位未依法申报，职工或其直系亲属也可以在一年内直接申请。
更关键的是，劳动关系是否成立，并不完全以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为标准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条明确规定，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劳动，用人单位实际管理并支付报酬，即可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。
李永顺提供了工资转账记录、工牌照片、同事作证材料，最终人社局认定其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，事故符合工伤认定条件。
接下来是工伤等级鉴定。脚趾缺失属于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标准中的十级伤残。按照赔偿计算，他应当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约为本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7个月标准，另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就业补助金，以及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和相关护理费用。
整个赔偿额核算下来，应在5万元以上。而公司仅支付的3000元，显然是远低于法定标准的所谓“安抚”。
在律师函发出后，公司态度大变，不愿走诉讼流程，最终同意一次性支付赔偿款共计52600元，签署正式协议。
这起事件看似普通，却反映了基层劳动者在遭遇工伤后面对的典型困境：缺乏合同、信息不对称、公司推诿、工伤知识薄弱。李永顺并非个例。许多一线工人对“工伤”一词的理解仍停留在“公司出点钱就算完”的层面，忽视了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背后所代表的社会保障权利。
工伤赔偿不是公司“施舍”的温情，而是法律规定的刚性责任。企业不主动申报，不等于工人无权认定；没有合同，不代表没有劳动关系。那些试图用三千元了结一条脚趾、一个工人、一次责任的行为，终将在法治之下暴露原形。
李永顺最终收回的不仅是赔偿，更是尊严。他说得最动情的一句，是：“我不懂什么法，但我知道，我是为了公司干活才受伤的，这个账，不能赖。”
